人人都爱王家卫,但或许你并一定真的清楚,自己爱的是王家卫,还是杜可风。
电影的魂是王家卫给的,但亲手拍出它们的人,是杜可风。
跟墨镜王合作14年,大家都习惯喊他“王家卫背后的男人”,像《阿飞正传》《重庆森林》《东邪西毒》《花样年华》《2046》《堕落天使》,
这些能够代表香港影坛的作品,都由他掌镜。
比起对杜可风本身的理解,“杜可风”三个字,更多的是被臆想为一份滤镜配方、一种色彩搭配和一个不可名状的王家卫元素。
乱蓬蓬的银色卷发,24小时宿醉脸,松垮垮的T恤。这个今年已经70岁的白人老头,与你擦肩而过,你可能也无法察觉到,他就是杜可风。
入行40年,横扫了金像奖、金马奖、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,成为了亚洲第一摄影师。
而属于他的摄影风格,从
1990年的《阿飞正传》开始说起。
雨夜的街道、昏暗的酒吧、热闹的街巷...这些极具香港都市感的场景,是他烘托气氛、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他还会利用场景中既有的光源来拍摄,或是有目的地强化那些自带光感的道具。
比如把鱼缸、广告牌、霓虹灯高虚化的光斑框入画面内,如此一来忽明忽暗,就产生了属于杜可风的视觉美学。
他的风格,就是一边拍摄一边摸索,感情多于技巧,有时随性也会成为经典。
“拍《堕落天使》的时候,有一场戏胶卷曝光不足,我百思不得其解哪里出了错,它看起来像被丢进洗衣机里搅过一样。干脆就改成黑白的吧。”
没想到令千万人痴醉的黑白镜头,竟然是杜可风一次
“任性的失误
”。
可没有这次的失误,就没有后来风格的创新。
看到自己误打误撞的作品反响竟然还不错,他干脆把这种“错误”发扬光大,成就了《春光乍泄》中最为颓废迷人的二十分钟。
杜可风喜欢疯、喜欢闹,在镜头上,他也乐于用手持摄影来拉进观众与角色的距离,还有影迷开玩笑说,没有十年帕金森都抖不成这样。
对他来说,拍电影不仅是工作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,享受生活是他来到人间的唯一目的。
别看杜可风总是一派艺术家作风,其实他并非科班出身。
杜可风可不姓杜,他的本名叫Christopher Doyle,纯纯的澳大利亚人,18岁那年被悉尼大学文学系录取,结果才读了一年他就“溜”了,
理由拽得要命:这儿的老师还不如我更爱文学!
退学之后,他义无反顾地跳上船,开始环游世界了。
他在海上做过水手、在印度做过钻油工人,后来还在泰国当起了江湖郎中,
靠他那张洋人脸和几句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塑料泰语,用他自制的“神药”唬得人团团转。
30岁之前他一直在探险,却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驻足,直到海风将他吹到了中国香港。
这里的一切好到让他想做一个“中国人”。
他开始申请香港的大学,认认真真学起了中文,还从老师那里得到了“杜可风”这个名字。
君子如风,他是水手,有自由的灵魂,所以当然是风。
可香港的学费实在太贵了,还没待几个月,承受不住经济压力的杜可风就把中文课堂从教室搬到了酒吧。
每天泡在形形色色的酒吧里,不仅中文变得超6,还结识了他电影生涯中第一个贵人——杨德昌。
两个人都是第一次,杨德昌把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交给了第一次拿摄影机的杜可风,结果一不小心就拿到了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。
这一次的获奖让杜可风大受鼓舞,他忽然意识到,自己配吃电影这碗饭!
(杜可风镜头里的杨德昌)
入行以后,他又遇到了张叔平、王家卫,合作过陈凯歌、张艺谋。不同的导演爱用不同的手法讲述不同的故事,但杜可风镜头里的人文情怀却一直没变。
杜可风拍电影,灵魂全在他用微微晃动的手持摄影机和魅惑迷离的光线达成的“复合长移”风格。即便人物已经出画了,影子还在镜头里跳舞。
《阿飞正传》里,张国荣对镜跳舞这段实在太令人着迷,画面中的哥哥伴着《maria bona》的音乐摇摆,孤独感已然直冲天灵盖了。
可人物离开镜头时,杜可风并没有立马跟上,而是留恋镜中反射的背影,直到人影完全消失了,他才慢慢摇转镜头。
呼应着电影中的台词:“这世上有一种鸟,它生来就没有脚,一生都只能在天上飞,飞累了就睡在风里,这种鸟一辈子就只能落地一次,那就是它死的时候。”
影像氛围中的自由与漂泊的纠结情绪直接拉满,让观众对男主“无脚鸟”的自白更加感同身受。
《重庆森林》中的一组快切,让王菲出现在镜头前,她一手拿着可乐,一手还戴着橡胶手套,趴在窗台上随着节奏肆意扭动,转身后镜头又迅速拉进,将少女的欢脱、兴奋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在速食店这场戏,杜可风用软垫支撑住手肘,架稳机器,等待《California dreamin》响起时,和阿菲一起跳舞,与演员共情。
也难怪影迷都说,再也找不到比杜可风镜头下更灵动的少女菲了。
在西方人眼里,他是个亚洲摄影师;而在中国人眼里,他依然是外国人。
作为东方文化的的客居者,他却拍了一辈子东方文化。这些无法解决的孤独,也作为某种灵感的养料,推动他继续创作。
他是杜可风,如今,他也是上海永康路上可爱的
“醉鬼老头
”。
他对电影的狂热,从未消退过一秒钟。
在他眼里,电影是“光”,也是全世界最美的词语。